接《黄庭坚坎坷而辉耀千秋的一生（九）》。
但意想不到的是，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蔡京登上相位，政局又发生变化。宋徽宗以崇熙宁新法为名，否定建中靖国所定的调和元祐、绍圣之政，又令籍定元祐旧党姓名。九月己亥（十七日）藉元祐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彥博等、侍从苏东坡等、余官秦观等、内臣张士良等、武臣王献可等，凡百有二十人，御书刻石端礼门。
但蔡京认为端礼门的党人碑只能被在汴京的文武官看到，影响太小，崇宁二年九月，他向徽宗提出，要在全国“立石刊行，以示万世！”这样九十八人的党人碑被 立于各地监司长吏厅。
崇宁三年六月，徽宗又下诏“重定元祐、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，通三百九人，刻石朝堂。并观自手书，立石文德殿东壁。不久又命蔡京书写，颁之天下。在这股来势凶猛的党錮洪流中，列入奸党者无一幸免，重者被编管，流放到边远之地，轻者则赋闲或者贬官，其子弟不得以功赏迁改。
黄庭坚当然也逃不脱受迫害的厄运。崇宁元年六月九日领太平州事，十七日即被罢官，管句洪州玉龙观，历经磨难的黄庭坚，又开始他的流放生活。后人曾作《山谷返棹国赞》以颂之，牟子才（嘉定进士）赞曰：“幅巾兮野服，貌腴兮神肃，孤惊兮风雅，唾余兮爵䘵。我思古人，伊黄山谷。曷为使之六年楚道 而九日姑熟也，其符绍之朋党欺？组织寺记，指摘实录。吾观返棹之图，未赏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报复。惟公之高风兮，渺惊鸿之观台下。
未完待续《黄庭坚坎坷而辉耀千秋的一生（十一）》。